择偶如投资:10类心理陷阱
- Chelsea 宫师姐
- Nov 14
- 7 min read
择偶如个体户业余投资,不是全职在做(占人很少时间精力)、不是每个人都像巴菲特一样有知识有策略且执行起来理性不昏头,但是投入产出影响巨大(听上去像是在进行all-in级别的巨额赌博)。投入的是自己的时间精力情绪金钱,预期的产出是生活比一个人更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投资偏好,也有不同的风险厌恶。
我想总结一下自己观察到的10种风险厌恶。对这些风险的极度厌恶,会导致某些防御性筛选,但这种防御性容易导致不易察觉的逻辑滑坡,进而陷入非理性陷阱、得不到真正的高质量伴侣关系。当然,这里有个的主要假设:即,择偶并进入婚姻伴侣关系是一种基于爱情的高质量的让个人长期幸福的稳固亲密关系。
两种传统婚姻性别角色下的风险厌恶
1. 时间焦虑,即“被社会时间线淘汰”的风险。源自“人到年纪一定要结婚”的传统社会时钟,对于女性来讲还有额外的“生育时钟”。目前的“生育时钟”,仿佛只为女性而敲,毕竟孩子是从女性肚子里出来的,更容易“衡量”与规训(就像古早时候生不出儿子怪女人肚子不争气一样),但不见得如实地反映了科学现实。
在传统中,这种社会时钟与自我价值挂钩,一些人急切要证明自我价值,有一条急切的结婚时间线,因此要快速承诺。此处的逻辑滑坡:急迫的承诺 -> 个人价值及时得到证明 -> 关系安全、个人幸福。人们因为恐惧“被剩下”的风险,选择性地忽视伴侣的核心不匹配(即“降级”凑合),让关系基础格外薄弱。甚至还有一种时间焦虑与“改造欲”的恐怖结合,让人寻找“可改造”的潜力股。这样婚后,很可能发现伴侣拒绝被改造而导致幻想破灭。
2. 权力欲。主要是男性的关系失控、自身权威被挑战的风险。他们渴望通过关系获得主导权和自我价值的绝对认可,“被需要感”压倒了对“真实价值”的判断。他们厌恶“被平等对待”,因为那意味着权威被稀释。如果不能做“保护者”和“给予者”,就无法感受到自己的男性英雄价值。理想伴侣类型是“清纯小白花”(看中伴侣的顺从性、低威胁性、高度依赖和崇拜)。起点当然可能是合理需求,比如“我希望能够保护和照顾我爱的人”。此处的逻辑滑坡:伴侣的顺从 -> 关系失控风险为零 -> 支配感等同于爱与价值。
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测是,一些在职场上是Beta(需服从上级)的男性,可能会在私人关系中加倍释放他们的Alpha能量(渴望成为家中的绝对权威),以平衡工作中的压力和失控感。不过,这种潜意识使得他们容易被骗:
被“伪装的无助”欺骗: 一些女性(以“好嫁风”网红们为代表)深谙此道,通过言语与外形塑造表现出“我什么都不懂/不会做”的姿态。男性将此误认为是真实的纯真,从而启动“英雄模式”并陷入关系、满足自己的“被需要感”。
被“过度赞美”欺骗: 过于追求伴侣的仰视和赞美,导致无法分辨真心崇拜和言语操控。关系中失去了批评、建议和平等对话的空间。
两种以纽约及湾区为代表的移民特色风险厌恶
3. 对不确定性的厌恶。通常来自身份不确定性带来的生存风险和被利用的风险,这是一种常见的移民身份焦虑。大概有两种,对方身份稳定 -> “图自己身份”风险为零 -> 人生风险完全规避;或者,对方身份稳定 -> 自身身份出问题风险为零 -> 人生风险完全规避。
以此为导向的筛选过程中,人带有极度防御性,容易错过真正的情感连接。为了规避身份风险,将身份符号(绿卡、公民)视为一种万能的防火墙。一旦伴侣的身份风险被排除,他们会非理性地降低对其他风险(如品行、财务、健康)的警惕性。或为了规避“被图身份”的风险,可能选择背景悬殊过大的伴侣,导致情感代沟或生活方式冲突。
4. 慕强。社会地位低、甚至被圈子排斥的风险。他们厌恶自身文化带来的劣势,相信“强势文化/阶层身份”具有魔力,能自动解决自身的所有社会焦虑。渴望通过跨越式结合来获取社会优势和主流认可。通过圈定特定强势族裔(如白人精英)、特定家庭背景(如更高的社会阶层),或者筛除特定弱势族裔、特定家庭背景(如“凤凰”男/女)来择偶。逻辑滑坡:伴侣的强势文化/社会身份 -> 我能获得高社会地位 -> 我的家庭有社会优势和主流认可。
这种择偶本质上是一种“向上投奔”。但婚姻一旦缺乏文化、经济、情感上的共鸣,容易被伴侣或伴侣家庭的文化/阶层优越感所压制,自己依然处于被动和边缘化的状态,且婚姻中易出现身份认同危机。
三种主体性较低的人群的风险厌恶
5. 社会认可度低的风险(是虚荣心的体现)。他们厌恶“被社会眼光审视”,避免被贴上“找了一个平庸对象”的标签,故选择最光鲜亮丽的符号,将伴侣视为证明自身社会成就的延伸和工具,将伴侣的社交价值等同于自身的幸福。逻辑滑坡: 伴侣的外部价值 -> 我的内部价值和社交通行证 -> 关系的高质量。
伴侣的外部符号(比如名牌包装、职业名利、高大上兴趣爱好、高颜值、高身高)越高,越能在社交圈中获得认可、羡慕和关注。当人沉迷于外部符号带来的即时满足感,很容易忽视人设的可伪装性。一旦伴侣的外部价值贬值(如失业、形象受损),这段关系也失去存在价值。
6. 冲突规避,即对人际关系磨合损耗和情感耗竭的风险的厌恶,厌恶“高成本的情感劳动”(沟通、磨合)。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的打工人,更加厌恶在工作外还要耗费精力处理关系冲突。于是用可见的表象,如高同质性(相似背景、校友圈),来作为“筛选”条件,对低情绪波动或者完美原生家庭背景有执念。此处的逻辑滑坡:背景相似 ->三观必然一致 ->关系无需维护、婚姻运转高效,以及 原生家庭完美 -> 对方是完美伴侣 -> 关系无需维护、婚姻运转高效。
这样的关系往往滑向过于“功能化”和“高效”,将伴侣关系视为合作社而非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看似稳定,实则情感张力极低,一旦遇到无法规避的真正情感危机或者重大利益冲突,关系容易迅速瓦解,正如古话所说“大难临头各自飞”。
7. 成长的痛苦和失败的风险。厌恶自我情感修复的痛苦,厌恶承担成年人责任的风险,渴望伴侣能够扮演“理想父母”的角色。伴侣提供高情绪价值、无微不至的照顾,或承诺承担所有重大决策。他们相信伴侣的“高情绪价值”或“全能”能治愈自己的童年创伤,使自己无需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永远处于巨婴状态。逻辑滑坡: 伴侣的付出 -> 我的童年创伤被治愈 -> 我可以永远规避个人成长和责任。
寻找一个“完美父/母”或“拯救者”的替身,导致关系极度失衡(亲职化)。当伴侣不堪重负而停止付出时,被规避的成长任务和创伤会加倍反噬自身,自己被困在向下螺旋里。
三种精英群体的风险厌恶
8. 阶级滑落和“贫困”风险。中产和上中产阶级处在初级资本积累阶段、距离经济下层太近,因此将“金钱符号”视为“永不滑落”的保险,厌恶失去既得利益“too much to lose”,对维持“体面”和子女教育资源(跨代际压力)的成本有极强的损失厌恶。伴侣的职业薪酬及社交资本、学排名、原生资本都成为筛选条件。
于是出现了两种选择:
富二代: 筛选原生资本强的人,厌恶个人奋斗的压力。婚姻沦为“资源整合”工具,情感基础薄弱
奋斗者: 筛选“职业天花板”高的人,厌恶未来收入中断的风险。但伴侣可能因工作过度而在家庭中缺席,且自己未必能分享到对方奋斗来的收益。
这里的逻辑滑坡:伴侣的财富符号(高薪/原生资本)-> 阶级滑落、贫困风险为零 -> 婚姻永固、质量高。对于富二代,易忽略其责任心和奋斗意愿的缺失,以及对其个人真实可支配的财富缺乏认知、易被家庭表象欺骗。对奋斗型精英,则易被其“过度劳累”的状态欺骗,相信这是能力的体现,却忽略了这不见得让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真正受益。
9. 动物本能及基因、智性泛化。厌恶下一代无法拥有高竞争力的风险,厌恶下一代的失败,因而厌恶找一个“劣势基因”的伴侣。潜意识中,将外表(尤其好身材、对称五官、高身高)视为生育力和优势基因的信号,将双商智力视为优势基因的信号,以此来选择伴侣。他们相信伴侣的优秀(外表/智力)等于孩子的完美人生。这里的逻辑滑坡:伴侣的外表与智力优秀 -> 下一代的外表与智力优秀 -> 择偶任务完美完成。
这里的陷阱,在于过度依赖基因的确定性(而且坦白讲,基因也不是肉眼能看出来的,除非去做基因筛查),忽略了遗传的不确定性,以及亲子关系的质量、后天培养对孩子成功的决定性作用。且这默认了婚姻中所有焦点都在“生育机器”上,关系变得工具化。
10. 厌恶关系平庸化、回报率低的风险,也就是过于“理想化”。他们厌恶“将就”。表象是对伴侣设置极高且不容有失的筛选条件,或者“我可以找到更好的”错觉。有两种逻辑滑坡,伴侣必须完美 -> 我可以找到完美 -> 错过“足够好”的伴侣,或者,市面上有更完美的候选人 ->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伴侣 -> 错过“足够好”的伴侣。
尤其是受相亲约会软件上“更多鱼”错觉影响,他们追求100%完美,将伴侣的1%缺陷非理性放大,导致频繁结束关系。这使他们永远停留在筛选阶段,无法进入需要磨合和妥协的亲密关系,最终错失“足够好”的伴侣。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十种择偶的风险心理,以及过度防御这些风险导致的非理性陷阱。你中招了吗?
我好像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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